4月6日，网友“耒阳网事V”在微博爆料，称湖南耒阳市一个只辖7个居委会、2个村委会的(五里牌)街道办事处，竟有5个副书记、5个党工委委员、10个副主任、2个主任助理，共计20多个领导，这位网友进而质疑称“官多民苦”。

　　中国公务员数量之庞大众所周知。2009年我国发布的人权白皮书称，官民比例为1∶194.3，但据媒体统计，若采取“政府财政供养”这一统一标准，把非公务员编制的事业单位，还有垄断国企包括在内（这些也需要老百姓供养）的线个老百姓就要供养一名公务员，且这个庞大的队伍每年还随GDP的增长速度而增加。

　　在这个人数不断增加的群体，官职设置中的“副职超标”现象一直是一个痼疾。中国大量行政副职的设置本意是为了缩小“单一制国家”中的管理幅度，解决管理者对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失控问题。但从实际的行政管理来看，副职的职能却逐渐异化成了解决待遇、以资历换头衔的“另类”产品。例如这次曝光的耒阳五里牌街道办事处便称，有些干部是因为在乡镇干了很多年，资历较老，年纪较大，为了解决其想进城的意愿安排了职位。

　　尽管该办事处声称其中一些副职并没有具体分管工作，但这仍然不能消除外界的质疑。我们知道，公务员层级制下，待遇也不尽相同，这两天有媒体对不同级别的公务员工资进行调查了解，虽没有得到具体准确的数字，但公务员内部的收入差距却多少能够由此窥斑知豹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即使不为副职安排分管工作，但由于职务级别的变化，他们在待遇上仍然获取了一定的资源，这也就意味着，一个地区的行政管理成本也必定随之上升，且是在这些副职并没有付出相应管理绩效的前提下。

　　事实上，我国的《地方组织法》明确规定：“各厅、局、委员会、科分别设厅长、局长、主任、科长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副职。办公厅、办公室设主任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副主任。”也就是说在常态下不应设立副职，只在必要时才能设立。但现实中，副职俨然呈现出“无序化”状态。设置副职“无序化”现象的出现，实际是为了消化冗员，由于“只升不降”以及公务员退出机制的几近于无，导致这个群体的人数只会有增无减，过多的人员堆积，以及“资历”论的相沿成习，于是增设副职便成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案。

　　我国曾经进行过多次机构精简，然而收效并不明显，“官多民苦”的质疑声显然需要制度层面进一步做出改进。解决这一问题并不难，自上而下地对政府机构的岗位有个全面的清晰的编制概念、明确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，严格选拔程序、控制副职人数，将职务任免置于社会监督之下等，都是有效解决副职泛滥的制度性手段。

　　民生本多艰，奈何官又多。“官多民苦”的感叹在新一轮机构改革启动之际能否消弭于无形，这需要取决于机构改革这场自我革命是否有壮士断腕的决心。权力需要回归到它本来的属性，即简政、高效、为民，而不是看着机构肥起来，无视百姓瘦下去。